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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经济变局下中国道路的制度价值

发布时间: 2020-09-09 07:46 浏览次数: 来源:网络整理

  摘要: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,中国道路的成就、制度属性和意义成为国际左翼学者研究的重点对象。国外学者对中国道路的认识主要围绕三个关键词:经济发展、苏联模式和新自由主义,经济发展是中国道路最为耀眼的成就。这种成就的取得与中国摒弃"苏联模式"以及抵制新自由主义有关。中国道路具有可供其他国家学习借鉴的普遍性。

  关键词:国外左翼学者; 世界经济变局; 中国道路; 制度价值; 世界意义;

  2019年10月12—13日,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举办“当代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”国际学术研讨会。1 国外学者从不同方面就世界经济的变局、中国道路的制度属性、中国道路发展完善的可能路径,以及中国道路对世界经济的意义等问题发表了学术见解。参会的外国学者中有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经济学荣休教授大卫·科兹(David Kotz),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尤里·瓦西里耶维奇(Taranukha Yuri Vasilievich),法国加布里埃·佩里基金会秘书长丹尼尔·塞瑞拉(Daniel Cirera),印度旁遮普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包文德尔·辛格·提瓦纳(Balwinder Singh Tiwana),印度德里大学经济学系助理教授萨拉邦德(Chandrasekharan Saratchand),拉美社会科学理事会前执行秘书长、巴西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教授埃米尔·萨德(Emir Sader),芬兰社会保障中心高级研究员佩蒂·哈基宁(Pertti Honkanen),希腊马其顿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斯塔·马夫罗迪亚斯(Stavros D. Mavroudeas),爱尔兰国立大学经济学系荣休教授特伦斯·麦克唐纳(Terrence McDonough),韩国首尔国立大学教授赵英男(Cho Young-Nam),韩国瑞永大学副校长李龙洲(Lee Yongyeon)以及教授金允培(Kim Yoonbae)、具伦希(Cho Hurnjin)、赵献珍(Koo Yoonhee)、金镇英(Kim Jinyoung)等。

  一、世界经济的变局

  英国脱欧、特朗普掀起“逆全球化”浪潮、民粹主义兴起,西方世界的政治生态在近些年发生了巨大变化,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也陷入危机。对于西方世界面临的变局和危机,国外学者不仅从现象层面予以揭示,还从资本主义的制度根源解释导致这些问题和危机的根本原因。

  第一,西方世界的变局是金融资本积累导致体系性危机的表现。塞瑞拉将民粹主义2 视作西方政治、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危机综合作用的结果和集中表现形式。他以法国为例,认为自己这代人要同时养活父母和子女两代人,但是人民的住房和医疗成本却持续上涨;失业问题也看不到改善的希望。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最终酿成政治危机,民粹主义的兴起与此紧密相关。2008年国际金融—经济危机是从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国家美国爆发并蔓延的,政府竟置人民贫困于不顾,用巨额资金挽救大公司。这些都对民众的政治观念产生巨大冲击,促成民粹主义的勃发。赵献珍概括指出,发生综合性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国家的富足程度下降,市场需求急剧减少。哈基宁认为,一方面,经济危机引发了西方民众对其政治价值观的信仰危机;另一方面,苏联解体、东欧剧变后,西欧国家中左翼党派力量弱小,美国甚至没有左翼政党。这些都为民粹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条件。赵英男指出,西方国家对“普世价值”的坚持远不如其对自身利益和经济发展的重视,而中国崛起对世界的权力平衡带来很大影响。麦克唐纳主张基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认识西方世界的变化。从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看,竞争阶段、垄断阶段和新自由主义阶段都以危机而宣告结束。资本主义的复苏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后,远不如二战后的黄金时期,与较为稳定的经济增速相伴随的是严重的贫富分化。在西方社会,这种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差距被戏称为全民中的“百分之一”现象,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更因全球金融危机而陷入了困境。马夫罗迪亚斯则直接地表示,过去几十年来,关于经济全球化理论的广泛传播,致使人们认为民族经济的时代结束了,一国在全球流动资本面前无力保持独立的经济政策。然而,帝国主义使经济全球化的成果没能在各个国家之间均衡地分配,经济全球化未能兑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、减小贫富差距的承诺。

  第二,西方世界目前应对危机的方法治标不治本。萨拉邦德认为,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,西方国家提出了替代性政策;但实际上,它们往往以不同方式延续其维护大资本利益的原有政策。美国工人并没有因特朗普的竞选承诺,摆脱越来越沉重的劳动压榨。在对外政策上,特朗普试图迫使其他国家接受更高的贸易赤字和更低的账户盈余,结果遭到了以中国为首的许多国家的抵制。提瓦纳说,西方世界的变局无疑始于2008年,那时发生了以银行倒闭为背景的金融危机,其影响至今还没有完全消散。面对这次危机带来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和经济增长滑坡等问题,发达国家试图对外转嫁国内困境。伊朗、叙利亚和伊拉克问题即与此相关。经济施压、贸易摩擦,乃至军事干预和战争,都成为解决危机的手段。瓦西里耶维奇指出,由国际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产生了两组基本矛盾。一方面,资本流出母国以追求更大利润;另一方面,资本母国的政府又必须为本国公民提供就业岗位、养老服务和医疗服务。经济全球化本身就意味着对利润的跨国追逐,同时造成国际范围内的竞争加剧。特朗普作为美国资本家的代表,极力反对、抵制经济全球化,试图让国际资本回流美国。然而,资本逐利的本性,决定了特朗普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经济全球化趋势。科兹更倾向于用“威权右翼民族主义”这个概念来描述当前西方国家中的所谓民粹主义。“民粹主义”一词在英语国家里通常是指那些为百姓谋福利的政策。但最近涌现出的政治人物和政党,如特朗普和约翰逊,以及法、意等国家的右翼民族主义政党,并没有切实为百姓办实事。相反,他们将责任推脱给其他民族、种族或少数族裔头上。他认为,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直接导致了全球经济的长期停滞和不平等现象加剧,引致中产阶级和底层群众的强烈不满。这与20世纪30年代的情况十分类似。那时,资本主义有向法西斯主义转变、实行罗斯福式的改革和转向社会主义三种可能的发展道路。然而在当前,向社会主义转变并不在政治议程上。因此,资本主义体系必须在工人权利、利益共享和绿色政策方面进行改革。在英美两国未来政治走向的问题上,麦克唐纳对未来民粹主义是否继续主导两国政坛表示不确定,并主张西方目前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进入资本主义的新纪元,以告别经济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时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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